读书是门槛最低的高贵行为，然而，甄选图书版本却是门槛很高的技术活。版本类型颇复杂，以中文普通图书为例，版刻、版次、印次、语言形式、点校评注者，甚至书名里的学问，都可以让同一本书衍生出新的版本。

但越往后，送礼越复杂。首先是等级制破坏了一切美好的情愫，孟德斯鸠说过，“专制国家有一个习惯，那就是下级给上级送礼，而上级对下级没有任何义务。”不要觉得孟德斯鸠的话离我们很遥远---他就是在说中国。

1881年9月25日，著名文学家、思想家鲁迅诞生。提到鲁迅，很多人会想起一个词：“国民劣根性”。鲁迅先生的一生，可以说与“劣根性”死磕到底。那么，一百多年来，我们的“国民性改造”进展如何？

酷哥注：安·兰德对美国人的影响，绝不仅仅一个特朗普，事实上，她是几代美国人的偶像---在人才辈出的美国，这几乎算得上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了。作为美国精神最有代表性的象征，安·兰德为何拥有如此之大的魅力？

1994年年初，前克格勃成员巴利夫斯基向俄罗斯《消息报》透露了一份重大秘闻，尽管已写好的报道被莫斯科内务部迅速制止，这份克格勃档案馆资料却落入美国刊物《原子科学家新闻简报》手中，秘密大白于天下。

耶路撒冷之哀，来自一块可怖可憎的遗骨。这块遗骨源自公元1世纪，一位年轻犹太人的脚跟骨，上面插着一枚粗铁钉。它是犹太人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证据，也是圣经时代，人被钉上十字架的最早物证。

《日本改造法案大纲》问世后，被日本法西斯奉为圣经，在下层民众中很受欢迎，尤其得到出身贫苦的青年军官拥护，他们频繁集会，讨论、宣传“改造法”。《大纲》提出的第一个口号就是“天皇是国家的根本”。

孙中山一连拍了三封电报，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，又派人到惠州催驾。陈炯明拒绝。他说，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，他不打算到广州。显然，他不希望被人误解。他曾说过，一旦粤军叛孙，则“天下之恶皆归焉”。

事实上，凡是让满清皇族交出哪怕一丁点权力的要求，在载沣看来都是“滋扰事端”的反贼。为了堵天下人之口，继续维持大清江山永固，做一些表面文章是有必要的。如果谁把这当了真，那可就不能容忍了。

更几乎所有人都认为：那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，梁启超、章太炎、黄侃、刘文典、蔡元培、胡适、王国维、陈寅恪、傅斯年、梁漱溟……信手拈来,便是灿若星辰的名字。但您是否想过，这里面有无而今时代的烘托？

哈耶克将理性分为两种，一为建构理性，一为演化理性。建构理性的核心观点是，一切有用的人类制度都是且应当是理性特意设计的产物，所有不能为理性充分理解的事物，都被归入非理性范畴，不能被称作知识，被蔑视。

然而本质上，卢梭却以这种充满激情的“自由”与平等思想，锻造出一副格外沉重的精神枷锁，扼杀的恰恰是人类应该具备的真正的自由精神。哈耶克据此而言，卢梭“提出了一种对自由的获得构成最大障碍的自由观。”

为了寻找一个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，孟德斯鸠开始旅访欧洲，于奥、匈、意、德、荷、英等国作学术旅行，考察当地的社会政治制度等情况。27年光阴的心血，终于换来了1748年出版的传世经典巨著《论法的精神》。

脑后有反骨的翰林院大学士，不爱红顶爱手枪，自此开启了杀手生涯。1904年，杨笃生在东京成立暗杀团，黑名单上各级要员赫然在列，金字塔顶端的就是慈禧太后。成员何海樵返回上海，想要拉蔡元培入伙。

改善旧有的思维方式和辩论规则，摒弃观察问题先预设立场、讨论问题先质疑动机甚至人身攻击的陋习。推荐阅读、借鉴并时习《罗伯特议事规则》，改变的不仅是效率，更是自我治理和社会关系的重新建立。

于传统文房四宝之外，创造文房七宝，深意十足。“七”，自古来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，天上有北斗七星，佛教有七宝，“七”在圣经里是完全数字，代表神的循环周期。三联文房七宝，亦寄寓完美、完全之意。

每到一年一度的教师节，我都感到分外的纠结：沉默肯定不是一个好办法，只言片语也代表不了我的心，然而说多了，又似乎全都是废话...这样一个忙碌不堪的时代，有没有人会抽时间笑我礼轻情意重呢？

攻下南京后，曾国藩恐朝廷疑忌，旋即遣散湘军，将其改建为长江水师。后来左宗棠收复新疆，也有湘军的一大功劳。同治陕甘回变也主要靠湘军出手，避免了更多汉人被害，也最终破灭了在黄河以西建立伊斯兰国家的计划。

早在敦刻尔克撤退前的5月10日，张伯伦因绥靖政策引咎辞职，由丘吉尔接任首相。但敦刻尔克大撤退能够成功，与张伯伦打造的强大海、空军关系重大，人们却有意或无意把功劳记在下山摘桃的丘吉尔头上。

围城战，是一种相当古老的战法，战略目的在于切断被包围军队的补给线，战术上又可以从各个方向对被包围军队展开攻势。倘若实施得法，被包围军队进退不得，只能固守，结局是要么投降，要么被全歼。

大富翁亚斯特将怀孕五个月的妻子送上救生艇后，牵着他的小狗站在甲板上，悠哉游哉地点燃一根雪茄，向划向远处的救生艇大喊：我爱你们！紧急关头，一副劝他上船，他愤怒地拒绝：我喜欢最根本的说法（保护弱者）。

钱穆出生于1895年，属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。他虽没有前辈康有为、梁启超、章太炎等晚清一代知识分子强烈的政治意识和参政欲望，但依然继承了士大夫治国平天下的抱负，只不过采取了不同的路径。

半世颠沛流离，格劳秀斯依然做出了极大的学术贡献：巴黎流亡期间出版的巨作《战争与和平法》，第一次提出国家主权“对内最高，对外独立”原则，明确了国际法主体应是主权国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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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仰，是一个特别重大的话题，因为它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。但在国内，似乎这又仅是一个可有可无的“谈资”而已。有的人为了自己的信仰，甘愿付出最执着的努力，更多的人则对此哂笑、嘲讽甚至用行动予以驱逐！

上述情形最终会演化成什么呢？阿伦特在《极权主义的起源》中指出，一旦个人被从原有的社会认同中剥离，成为原子化个体，巨大的孤独感将铺天盖地而来，此时，若有野心家乘虚而入，极权国家就成了自然而然的结果。

在这种认知下，法国出动800多兵力进攻江华岛，在付出40人以上的伤亡后，不得不悻悻退走。朝鲜称这次攻击为“丙寅洋扰”。这起事件强化了大院君对洋人的仇视，更加容不得天主教这些“邪学”在本国散布了。

别尔嘉耶夫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俄罗斯思想家，以理论体系庞杂、思想精深宏富，享誉西方世界。别尔嘉耶夫生于基辅一个开明的贵族家庭，自幼受到西方文化的较大影响，使其既有贵族的孤傲，又全身心地追求自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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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，那么问题来了：有着两千多万党员的苏共，以及苏共领导下曾显赫一时，甚至称雄全球的苏联为何一夜之间解体呢？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是什么，这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？苏共亡党、苏联解体对后世到底有何警鉴？

某种程度而言，拿破仑成功了。当他在巴黎圣母院加冕称帝时，深知将为欧洲的神授君主所不容，一再担忧自己的平民身份，竭力以天主教的支持、大革命的荣光和战无不胜的英雄经历，为自己抹上一层神圣的色彩。

儒家文化在中国存在的意义在于，并不一定要自觉认同和接受，更在于它成为汉民族心理结构的主要成分。随着千百年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的鼓吹灌输，这种文化意识潜移默化为国人的无意识心理，成为思维定式和价值取向。

同样一个词，古代语境中意义大不相同。即便在雅典那样的文明城邦，自由也仅仅是一种被剥夺了私人领域的自由。法国政治思想家贡斯当在其名作《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》中对此有过精彩的描述：

在希特勒的洗脑下，德国民众将墨索里尼视为“德国人最好的朋友”，很多人认为除了意大利外，其他国家都是“对德国虎视眈眈的敌对势力”，结果，正是这个“最好的盟友”，加速了德国的悲剧。

1979年的一个深夜，东德上空出现一个高度为28米的欧洲历史上最大体积的热气球，接近柏林墙区域时被发现，三束探照灯直射天幕，就在警卫开枪之前，热气球迅速高升，爬上两千六百米高空，随后不知去向。

2984?反犹主义，而是一个人，如果被告是一个职员，他被控告就正是因为职员仍然是一个人，就是因这种职位他才受到审判。如果允许罪犯代表一个系统而服罪，他就成了一只替罪羊。

甘地是受到全世界景仰的一个人物，在中国更是神一样的存在。但是，甘地的“非暴力不合作”主义，真的是解救印度乃至可以更广泛推广的普遍价值吗？事实上，在暴力革命与非暴力不合作之间，还有第三条路可走。

迷恋吃老本的蓝色巨人IBM，就这样将个人电脑市场拱手让给在他们看来并不起眼的“山寨小厂”。IBM更没想到的是，八十年代末，由于个人电脑的性能每18个月就翻一番，开始胜任以前必须大型机才能做的工作。

其后的故事，只剩唏嘘了。9月19日夜，获悉光绪第二天要会见日本元老伊藤博文，慈禧第一个反应便是光绪欲“勾外国谋我”，遂发动戊戌政变，光绪自此被囚禁于小岛瀛台，直至去世，整整十年失去自由身。

不服从恶法是一种历史的现实，却又不能视为一种人人都具备并可以随时行使的一般权利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法律有德性可言吗？公民是否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遵从现实的法律？自由世界反复探索着公民不服从的责任与局限。

这些精英敏锐地看到，此乃事关国家兴亡的大事：“国家不可以孤立，政治不可以独裁。孤立者国必亡，独裁者民必乱。非人民参预政权，则国本不立，无以靖内讧而孚众望，此近世以来代议制度所以竞行于各国也。”

《田中奏折》全称《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》，据说是日本首相田中义一1927年呈给昭和天皇的秘密奏章，后由爱国志士蔡智堪潜入日本皇室书库抄录完成。1929年经南京《时事月报》披露，国际舆论大哗。

太平天国的黑暗历史让人不忍卒读，幸好里面尚有为数不多的亮点，如翼王石达开。其人颇富传奇色彩，生如流星般短暂，死去多年其事迹仍广为流传。从他的命运中，我们也许可以抽丝剥茧，梳理出某些历史的脉络。

所以，美国虽然是年轻的国家，但却是最古老的现代文明。在现代文明方面，他们是创始者，是先生，我们是后来者，是学生，他们才是老资格。我们已经向他们学习很多，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学习。

黄金是否能拯救灵魂，不得而知，但黄金的确让西班牙王室过上了穷奢极欲的生活。他们利用掠夺的黄金，从竞争对手手中大量购买奇珍异宝，用于装饰宫廷和教堂。欧洲的商人因此赚得盆满钵满。

曾经是魔鬼化身的王党分子，作为传统生活的象征，重新引发了群众的同情，在议会选举中站稳了脚跟。这让当权的督政府和狂热未消的雅各宾党人无法忍受：如果革命的结局只是回到过去，那么革命和流血还有何意义？

尽管袁世凯至今依然背负着“窃国大盗“的恶名，但无可辩驳的是，即使当年各地讨袁蜂拥，江山飘摇，老百姓也没有遭遇物价飞涨，这在其他朝代（晚期）极为罕见，谁不想捞最后一票呢？这里不能说没有袁世凯的功劳。

甲午海战对中日两国的格局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。一场实力差距本不悬殊的战争，却带来了惨烈的后果。甲午战败，才是中国真正睁眼看世界的开端。而对日本来说，战争的胜利使日本的近代化进程转向了军国主义歧路。